01546分：一张改变了命运的车票

2008年的夏天，比往年来得更煎熬一些，开春前暴雪，入夏前的汶川地震，都给我们这些高考学子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。

那一年，陕西高考还是估分填报志愿——分数没出来，你就得凭着一支笔、一张志愿表，把自己下半辈子押上去。我坐在大荔县老家的屋子里，对着那张薄薄的纸，手心全是汗。

我的估分是550分。这个数字，说实话，报考当时还是二本的西北政法大学，当时心里确实没底。

后来分数线公布：2008年陕西文科一本线557分，二本线520分。我的546分，比一本线低了11分，悬在二本线之上二十几分的位置——就是那种上不着、下不着，让人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的分数。

那几天，我把西北政法大学的招生章程翻了一遍又一遍。它是我唯一认真的选择，也是我不敢多想的奢望。

因为我们这些文科生都清楚，在那个年代，文科生最好的出路之一就是法学；而在西北这片土地上，法学的殿堂只有一座——西北政法大学。它不只是一所学校，它是我们大荔县城里所有文科孩子心里那盏最亮的灯。

报志愿那天，我几乎是闭着眼睛填下去的。忐忑，是真的忐忑。我知道分数线就在那悬着，多一分是奢望，少一分就是落榜。

所以，当录取通知书真的寄到家里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很久。

那不是一个普通的结果。那是我人生的分水岭。从那一刻起，一个县城少年和“法律”这两个字，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这两个字，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。

02民商法学院：三生有幸，进入王牌

进了校门，我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有多幸运。

民商法学院，是西北政法大学的王牌。

学院办学文脉可溯至1958年建校之初的法律系，后经法学系、法学一系弦歌相继；2006年学校更名升格为大学，原法学一系民商法专2008年的夏天，比往年来得更煎熬一些，开春前暴雪，入夏前的汶川地震，都给我们这些高考学子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。

那一年，陕西高考还是估分填报志愿——分数没出来，你就得凭着一支笔、一张志愿表，把自己下半辈子押上去。我坐在大荔县老家的屋子里，对着那张薄薄的纸，手心全是汗。

我的估分是550分。这个数字，说实话，报考当业方向独立建制，民商法学院正式揭牌成立。我考进来的2008年，正是它两岁出头、朝气蓬勃的样子。

学院所辖的民商法学科和民事诉讼法学科，都是陕西省重点学科；民法学、商法学、民事诉讼法学等主干课程，都是省级精品课程；民法学教学团队是省级教学团队。这些“硬指标”，当年我们是不太懂的，但走在校园里，别人听说你是民商法学院的，那眼神里的分量，我是懂的。

说实话，那份自豪，直到今天还在。

我被分到了2008级8班。

我这个人，性格开朗，热心，扛压，也愿意为别人付出点时间和力气。刚入学不久，班里选班长，同学们把我推了上去。后来，学院的老师们也给了我很多肯定和机会。

班长这个职务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它教会我的第一课是：一个集体，是靠一件件小事撑起来的——谁的状态不对了，谁的课掉队了，谁和谁闹别扭了，谁的钱不够花了。你得先一步看到，也得先一步站出来。

▲（民商法学院一二·九长跑2008级8班同学合影）

现在做律师带团队，二十多号人，我常常想起当年当班长的那四年。原来管理这件事，从班级里就开始练了。

当然，真正塑造我的，是老师们。

03恩师：当年不懂的严管，都是后来

说到民商法学院的老师，我得先说说我们的辅导员——侯颖怡老师、黄伟老师。

那时候我们对辅导员的印象，说好听点是“管事的”，说难听点就是“管得太宽”。出勤要管，作息要管，宿舍卫生要管，成绩挂科要管，就连谈恋爱失恋了、跟人闹矛盾了，也得管。年轻的我们，心里多少是有些抵触的：你至于吗？

可是离校以后，我才慢慢明白：那种“管得宽”，是一种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愿意为你的前途操心的厚爱。

有一次我在外面熬夜，老师一个电话打过来，不是训，是问：“你是不是最近状态不好？家里有事吗？”那种被人在意的感觉，是二十岁的我们不懂珍惜、三十岁以后才恍然大悟的东西。

严管，真的是厚爱。这句话不是口号，是要隔了十年，才能从心里长出来的一句话。

而说起我的专业老师，那就是另一种分量了。

董少谋老师讲民事诉讼法，条分缕析，一堂课上下来，你会觉得程序法原来是一套精密的机器；张翔老师讲民法学，逻辑极严，一个问题他能从概念一路推演到体系，逼着你把“想当然”三个字从脑子里抠掉；车辉老师讲商法学，条理分明，把庞杂的公司、证券、票据讲得像一张清晰的地图；李康宁老师讲课有股子亲和劲儿，复杂的制度经他一讲，就透亮了；韩松老师是《法律科学》主编、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，是我国最早一批研究农民土地权利问题的学者，他的课自带学者气度；程淑娟老师讲物权法、债权法，后来成了我们民商法学院的院长；还有薛少峰老师，带着我们在法律诊所开展实践课程，让我们较早地进行了实践活动……

▲（法律诊所实践活动）

这些名字，当年的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分量。出了社会才知道，那是我这辈子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的、层次最高的一批知识分子。

是的，我得说实话——当年我们也翘过课。

年轻的时候总觉得，课以后还能再听，法条自己看也能懂，睡个懒觉、打个球好像更“划算”。可是后来，我无数次地想：那些课，真的不该翘。

因为出了校门你就会发现，能面对面听一位深耕某领域几十年的学者，把一个法理揉碎了讲给你听，并且随时准备回答你的追问——这样的机会，普通人一生里真的没有几次。

同学们，如果你们现在正在校园里，请替我多坐一会儿教室。那些你们觉得“明天再听也一样”的课，是很多年以后，我们这些离开的人愿意花很多钱都不一定买回来的东西。

04一二·九：那场跑赢了全院的接力

大学的记忆里，最滚烫的，是一场长跑。

民商法学院“一二·九”冬季长跑，是院里的传统活动，为的是纪念1935年那场由北平学生发起的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——一群和我们一样年轻的学生，在国家最危急的关头走上街头。学院把这份爱国主义的火种，做成了每年冬天的一场长跑。

规则我记得很清楚：绕西北政法大学长跑接力，各班派出男女生若干，男生从起点出发，女生在接力区接力，男女交替，跑完五圈。

那年冬天，风是真的冷。长安校区的早晨，呵出来的气都是白的。

但我们8班，是奔着第一名去的。

现在想起来还有些想笑：我们不是跑得最快的班级，但一定是最“拧”的班级。跑的人拼命跑，等的同学在场边喊破了嗓子，连平时最文静的女生都在群里算接棒的顺序和配速。那种全班级为了同一件事较着劲的感觉，后来很少再有了。

最后的结果——我们班拿了第一名。

学院奖励了我们班1000元。放在2008年，对我们这群学生来说，这是一笔“巨款”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去了学校对面的西崔村，找了一家饭店，名字好像叫“上水埠”，用这1000块钱，好好地吃了一顿。菜是家常菜，酒是最便宜的啤酒。年轻的少年们举着杯子，为了第一名，为了这个班，为了谁也不知道会怎样的未来，一杯接一杯。

那一夜，我们喝得酩酊大醉。

第二天早上谁记不清细节了，但我记得那种感觉：一群少年，第一次靠着并肩作战，赢下了属于自己的荣誉。 那种“我们一起做到了”的痛快，比啤酒还上头。

顺便说一句，我们学校东门外那条西崔村的小吃街，后来被同学们戏称为“西崔国际”。那几年，它喂饱了我们太多穷学生的胃，也装下了我们太多散不掉的夜晚。

05篮球赛亚军与6班的友谊

青春的甜里，总要掺一点苦。

那年的年级篮球赛，我们是奔着冠军去的。

我们班有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——因为一二·九我们赢了，因为我们班氛围好、人齐、练得也勤。赛前的更衣室里，大家几乎已经把冠军奖杯拿在手里了。

结果，我们输了决赛。第一名是6班。

那种沮丧，很难形容。不是输给强敌的不甘，而是“明明可以、偏偏大意了”的那种疼。回到宿舍，一屋子人都沉默着，谁也不想说话。年轻气盛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不太愿意承认对面打得比我们好。

但事情的有趣之处，也在后面。

正是那场球，我们和6班的人熟了起来。赛场上是对手，赛场下是兄弟。一来二去，两个班的人混在了一起，一起吃饭、一起自习、一起吐槽。我们输掉了一个冠军，却赢回了一群一辈子的朋友。

这大概是我在大学里学到的第二课：

不是所有的“第二名”都是失败。有些失利，是命运换个方式给你的礼物。

06BJ33：那束整夜不熄的灯

如果说一二·九是青春的热烈，那么BJ33，就是青春最沉默，也最硬的部分。

对我们这届法学生来说，考研和司法考试，是绕不过去的两道坎。

为了占座，我们得赶在天不亮的时候去BJ33自习室。那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阶梯教室，却是整个长安校区最有名的地方——因为那里的学习氛围，是“封神”的。

安静。非常安静。

安静到你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，听见旁边人翻书的声音。人特别多，一座难求，每个人低着头，各有各的战场。

到了晚上，那里灯火通明。

不是一两盏灯，是整栋楼、整间教室的灯，一直亮到深夜。窗外万家灯火渐次熄灭，BJ33的灯还在。那些伏在桌上的背影，那些被翻烂的法条，那些背了又忘、忘了再背的夜晚——它们合成了一种东西，叫希望。

我是在那里，把命运攥回手里的。

大三那年，我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，成绩406分。

当年的及格线，是360分。

我知道很多人会注意“大三就能考”这件事——是的，当时全日制普通高校法学本科生，凭学校证明是可以在大三报名参加司法考试的。这等于把整个法学生的节奏前移了一整年：考研和司考，几乎同时砸在大三、大四那两年里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
406分，对我来说，不只是一次考试的通过。它是我第一次清晰地验证了自己：我可以靠着一盏灯、一摞书、一股不认输的劲，改写自己的剧本。

07从法官到律师：命运是一步一步

走出来的

毕业那年，我通过了公务员考试，考到了富平县人民法院。

从最基层的法官助理做起，后来做了法官。因为工作成绩被认可，我有过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法院、中央政法委等借调工作的经历，也获得过省高院的二等功、最高人民法院的多次嘉奖，被评为陕西法院十大新闻人物。

那段经历教会我的，是法律最沉的那一面：纸上的条文是一回事，人间的冷暖是另一回事。

在法院工作了六年，我做过一个决定，让很多人不理解——我辞职了。

后来，我加入了陕西瑞森律师事务所，担任党支部副书记、专职律师。再后来，我组建并带领张一鸣律师团队，二十余人，在西安扎下了根。

同时，我也很荣幸地担任了西安西北政法大学校友会副会长。从学生到校友，从被学院培养，到回过头为学院和校友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——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圆。

▲（张一鸣律师荣获西北政法大学校友会年度优秀表彰——卓越贡献奖）

我现在的业务方面，主做刑事辩护和公司法律顾问。每天打交道的是活生生的纠纷和活生生的人。有时候深夜加班，抬头看见窗外西安的灯火，我会突然想起BJ33那盏灯。

原来，从BJ33的灯，到律所办公室的灯，中间隔着的，就是这些年一步步走过来的自己。

08写在最后：命运，是自己手里的

写到这里，感慨万千。

当年报志愿的时候，我怕过。

我甚至有过一种很消极的念头：考上西北政法大学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毕业即失业？政法类专业，那时候并不被看作“钱途”光明的方向。身边的亲戚也有人替我担心过。

今天，从考上大学到现在，十八年过去了，我想把这句话讲给师弟师妹们——不是那样的。

我见过太多从这座校园走出去的人，在不同的岗位上把日子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大学给你的，从来不是一纸文凭，而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、一股向上走的底气、一个愿意和你并肩的群体。

真正决定你能走到哪里的，从来不是那张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，而是——

你有没有在BJ33的深夜里，为自己认真读过一本书；你有没有在一场输掉的比赛后，还愿意重新站起来；你有没有在最迷茫的时候，依然选择相信明天。

命运确实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这不是一句鸡汤，这是我用十八年验证过的事实。

所以，亲爱的师弟师妹们：

第一，要保持乐观。未来不会因为你焦虑就变好，但会因为你行动而改变。你眼下的每一次迷茫，都只是还没找到答案而已。

第二，要持续地学习和奋斗。从法官到律师，从体制内到市场里，我每一次转身，靠的都是“还能学会”这件事。这个时代变化很快，唯一不会贬值的资产，是你自己。

第三，要拼搏，但也要懂得并肩。一个人可以走得快，一群人才能走得远。你们今天在班级里、在宿舍里结下的情谊，会是你一生最珍贵的资源。

十八年前，我在大荔县的院子里等着那张录取通知书，忐忑得像等着命运宣判。

十八年后，我站在西安，带着一支二十多人的团队，回望那座长安校园。

母校没有辜负我。民商法学院没有辜负我。

当年那546分的忐忑，如今都变成了感恩。

终南苍苍，渭水泱泱；长安毓秀，法苑菁华。

祝愿民商法学院二十芳华，弦歌永续，法脉绵延，英才辈出！

祝愿每一位正在迷茫的师弟师妹——别怕，往前走，灯会一直亮着。

于西安

（本文作者：张一鸣，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2008级本科生校友、陕西瑞森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、党支部副书记、西安西北政法大学校友会副会长）